惠州战时钟楼：曾经第一高楼 抗日地下中转站

水巷街、正义街、大鱼街、杂货街、灯笼街、九头王街……淡水老城区内的历史街巷的街道名，有着鲜明的历史特色。这些历史街巷大多形成于清代，以传统商业街道和生活巷道为主，它们纵横交错织成一张网，各条街巷上的一栋栋古朴的民居、历史建筑，则是这张“网”上一个个坚实的结，见证着老城几百年的沧桑变化。淡水老城区有历史街道72条，历史建筑105栋，其中文物保护单位有10处。这些历史街道以及部分有名的历史建筑的由来、故事，《东江时报》之前大多报道过。其实除了这些鼎鼎有名的历史建筑和遗址，不少隐藏在淡水老城区的民居楼虽名不见经传，但也曾有过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中国楼

梁家老宅里的茶楼

不是淡水老城区居民介绍，九头王街41号这栋被围墙围起来的二层民居，似乎和其他民居并无区别。这栋民居在当地居民口中有个大气的名字——中国楼，它是淡水人梁丽芬家的老宅，是梁丽芬的祖父梁云杰于1930年兴建的，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

1945年1月

老宅被日军霸占做了指挥部

梁家老宅占地800平方米，楼高三层，木质与水泥混合构造，朱漆大门、灰色砖墙、精工雕刻、华美壁画，散发一派古朴的韵味，虽然年代久远，但仍透露出现代建筑无法媲美的厚重气息。

梁家老宅既是普通的，又是不寻常的。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蕴含着一段沉重的历史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淡水老城曾分别于1938年10月12日、1941年4月4日惨遭日军空袭，淡水城多处被炸毁，人们死伤无数；1945年1月12日，日军强侵淡水城，城内的老百姓仓惶挑起家当，扶老携幼四处逃亡，逃到深山老林、偏僻乡村躲藏起来，待时局较为稳定时，再陆续返回淡水城内。

梁丽芬说，1945年那次“逃亡”后，她的祖父梁云杰、祖母叶英、母亲罗蓉和时年2岁的年幼长兄（当时父亲在外谋生）跟随返城百姓回到淡水城时，发现老宅已被日军强占作为他们的指挥部，祖父一家老小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亲戚。

1945年8月

日军撤走时老宅千疮百孔

梁家老宅成了日军指挥部后，日军到处设岗站哨，整个淡水城上空笼罩着一片阴霾，人心惶惶。梁家老宅被大肆改造，房屋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残留在淡水城内的日军临撤走时，还大肆搜杀抢掠，投放炸弹，继续犯下滔天罪行。梁家老宅也不能幸免于难，再次遭受创伤，被日军放火烧毁了被改建为临时牢房的小房子。从日军入城到撤走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梁家老宅被日军恣意破坏，从原来一座雕梁画栋、华彩辉煌的宅院，变成一片狼籍，千疮百孔。

许多淡水老居民都知道，当年日军离开梁家老宅时，留下了不少铁棒、大铁球、大板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铁具。梁丽芬说，当时家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遗物”，解放后家人将情况向居委会反映，居委会了解后，叫她母亲当废品卖给了供销社废品收购站。

1953年

解放军入住大院欢声笑语

日军撤离淡水后，梁家老宅的主人梁云杰带着全家返回老宅，向人借钱重新修葺家园，办起“中国楼茶楼”。从这时起，梁家老宅便有了“中国楼”的称号。只可惜好景不长，积劳成疾的梁云杰不久便去世，茶楼结业，梁家全家生活再度陷入困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家的生活渐渐好转。1953年解放军大批南下，梁家大院迎来了真正的客人——解放军进驻。解放军注重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天帮忙挑水、劈柴、做饭、搞卫生，梁家大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再后来，梁家老宅由梁丽芬的母亲带着他们几个年幼的兄弟姐妹居住。梁丽芬说，后来兄长们出外谋生，姐姐和她也先后出嫁，剩下母亲一人独居，直至2011年母亲去世。目前这栋老宅无人居住，由梁丽芬时常去打扫管理。

梁家老宅“中国楼”经过84年的风雨沧桑，不仅是梁家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梁氏家族乃至当时千千万万民众在苦难年代的不屈不挠精神的写照。（本文感谢淡水街道前进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范秀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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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会馆

外地商贾在淡水的“商会”

“广义会馆”在前进社区的广义街上，与淡水河只有数丈之远。广义会馆因其位处广义街而得名，其建造来由是个谜，民间却为其诞生口口相传着一个传奇故事。

现状

屋檐下还可见精致木制雕花

广义街原本就很窄，是一条商业街，街道两边都是杂货、衣服店铺，店铺将货品都摆到了街面上，两边店铺伸出来的雨篷连在一起，就算下雨天不打伞走在街上也不会淋湿衣服。在两个店铺中间，有一个大门，这就是广义会馆的大门了。

“广义会馆，顾名思义，就是广义街上的一个会馆。”前进社区居委会老干部黄友金说。会馆的大门很高大，与左右相邻的低矮店铺形成鲜明对比。大门前的屋檐下还可见漂亮精致的木制雕花。它的门前有三级石阶已磨得光溜溜的；大门的两扇木门依然坚固。从大门进去，就是一个空旷的场地，如今场地上满满当当堆放着货物，都是广义街上的商铺租用这场地做货仓用的。

会馆里最值得欣赏的，就是它呈大大的V字形的屋顶，屋顶盖的瓦片至今完好，阳光从白的瓦片投射下来，使得会馆里面充满了光亮。会馆的地面是水泥面，历经多年磨练也是光溜溜的。

黄友金等人感慨，或许是因为会馆一直被利用着，它虽历经岁月变迁繁荣不再，但至少还未呈腐朽之气，算是保存得比价好的建筑了。

传说

“下四府人”与淡水人斗法的产物

对于广义会馆的建造时间以及什么人所建，黄友金和当地老人都没法确切回答，各有说法。

记者从惠阳区文广新局查询的资料显示，广义会馆是民国时期所建，坐东南向西北，楼高约7.2米，建筑面积235平方米，过去曾是“下四府人”（就是过去惠州以外的广府人）落脚的地方。

据称，广义会馆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据老一辈介绍，广义会馆和淡水祖庙有着一段纠缠不清的斗法。早在清朝道光年间，淡水圩来了一群“下四府人”和淡水人一起经营杂货生意。淡水人很快发现“下四府人”抢占了自己的市场，于是请来老先生问个究竟。老先生称，占据的祖庙只能“罩远不罩近”。为了圈住祖庙的灵气，淡水人在祖庙前建起了一堵半圆形围墙，故称“回龙顾主”。淡水人的生意竟然真的有所起色。“下四府人”自然不甘被动，也请老先生前来斗法，结果就建成了同样供奉关帝的广义会馆，并在会馆前掘地三尺，灌成蟹钳形状的池塘，意为蟹得活水，可以为主人捞取钱财，并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帮主人立于不败之地。

建成后的广义会馆，除了供奉关帝，更成为各地商贾在淡水居住、聚会、商业谈判和开展娱乐活动的地方。淡水老城区不少年过八旬的老人逢年过节都曾在此看过戏剧。

历史

解放后成搬运站

对于广义会馆的建造来由，黄友金认为是外地商贾为方便在淡水聚会、商议而造的说法更具说服力。“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商会，他们需要一个场地用来开会、沟通交流。”黄友金说，因为有着淡水河的水运条件，四面八方的货物经船运到达淡水码头，各地的生意人都来淡水经商，促成淡水圩镇的繁荣。解放前的广义会馆前还没有铁桥市场，从其大门一出，就可看见淡水河码头。至于传说中广义会馆前的蟹钳状池塘，如今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解放后，因为淡水商业在抗战时期元气大伤，会馆也丧失了“商会”的作用，会馆被政府征收。1951年，货运搬运站在广义会馆成立。黄友金说，那一年他刚出生，他的父亲也在那一年成为搬运站任站长。那时候，淡水河两千米沿岸有三四个码头，货船到岸后，搬运工人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搬运到会馆，再从会馆用担子挑到澳头、陈江等圩镇。

黄友金说，搬运站刚成立时，他的父亲手下管着三四十号搬运工，这些搬运工都是女人，“她们从船上卸货，又用肩膀将货物挑到各地。”黄友金的妻子则说，那时候的男人一般是在跟船做船工，后来有了板车后，男人则拉板车，女人在后面推。

改革开放后，许多外地人来到惠阳淡水打工，搬运站的淡水女人们也渐渐由他们替代。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公路、铁路运输的发达，搬运站走向终结，之后一度空置或成为仓库。直到七八年前，会馆被一私人购买用作仓库出租，成为广义街上众商铺存放货物的地方。

如今广义会馆虽繁荣不在，但它依然是当年外商人与淡水商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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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钟楼

汤家老宅曾是淡水楼

从前进社区居委会右转，沿九头王街直行十几米左拐进入陈屋巷，巷子的第10号民居就是老街居民心中赫赫有名的“战时钟楼”了。随着我市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力度加大，它的门前也挂上了“名片”——淡水战时钟楼。

后人讲述

汤家祖辈做生意建成当时淡水楼

作为从父亲手中接手并继承“战时钟楼”的主人——今年40岁的汤春安，对这栋楼的知晓也只停留在父亲在世时对他讲过的少许片段。汤春安说，他听说爷爷的父亲一辈是生意人，买卖做得非常大。汤家在淡水围珠田有栋更老更大的老宅，如今做了汤家的祠堂。1941年左右，他的太爷爷在陈屋巷修建了这栋楼，一共三层，屋顶还有个小阁楼，后来大铁钟就装在阁楼上。

“当时建房子用的料都非常好，水泥是从香港运过来的。”汤春安说，建这栋房子时，他的父亲才两岁，父亲在世时曾说过“出生没多久就住新房”。整栋房子布局非常巧妙，处于大鱼街和陈屋巷之间，房屋共分三个空间，前段面向大鱼街是铺面，中间有个过道，后面则是“战时钟楼”。

汤春安说，上世纪60年代，这栋楼被政府征收，直到1982年，汤家才将房子收回。自那时起，他的父亲一直在这栋老宅中居住，直到2008年父亲去世。自父亲去世后，“战时钟楼”就成了空置房，他没舍得将它出租给外人居住，自己一有空就过来打扫维护。“毕竟是家里的老宅，怕被人弄坏了。再说，租也租不了几个钱。”汤春安说。

从外面看，战时钟楼是典型的砖木结构，青砖白墙。推开“战时钟楼”的房门，里面还保留有汤春安父亲在世时的一些家具。从楼房狭窄的木制楼梯拾阶而上到达顶楼阁楼，阁楼地板几乎只容一人周转，上面自然早已不见那个大铁钟。汤春安说，战时的大铁钟或许是悬挂在横梁下，阁楼有个窗户，而这栋楼又是当时淡水楼，铁钟一响，全城都听得到也不足为奇。

老人讲述

日军来袭铁钟敲响 全城百姓藏匿

住在战时钟楼对面的90岁老人李阿公，一听记者在打探战时钟楼的“古”，他热情地迎了上来。李阿公竖起大拇指说：“这栋楼在我候时是淡水高楼。抗日战争时，淡水的警报钟就装在楼顶，日本人来了，就有人敲钟，淡水老百姓就赶紧躲起来。”

李阿公老家是惠阳秋长人，他曾在崇雅中学读书。李阿公对战时钟楼记忆尤深，他用双手比划了一下铁钟的大小——有一个箩口大。他说，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日军轰炸，有人在当时淡水这栋高楼楼顶安装了一个大铁钟。每有日军来袭，就有人爬到楼上敲响铁钟，顿时淡水全城人都能听到，百姓纷纷举家躲藏。有其他居民补充说，那时候去敲钟的都是地下党员或爱国志士，有的没来得及撤离，就被日军抓起来了。 战时钟楼不经意中扮演着抗日“地下中转站”的角色，不仅因为战时的警钟装在楼顶，熟知它的居民们还从老一辈人口中得知，这栋楼前面是一个商铺门面，后面装了铁钟的房子还曾中转过抗日军需物资，隐藏过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

令人称奇的是，这栋曾经的淡水楼，在日军的轰炸中竟能独善其身。汤春安说，楼房面向九头王街的墙面上还可看到被枪射击后留下的弹孔；曾有一个炸弹就在楼房的墙角边爆炸，但楼房未遭到大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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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承修邓仲元故居开始修缮

工期180天 维修后将对外开放

前几天再次去探访淡水老城区的邓承修故居“壶园”和邓仲元故居时，两处历史文物建筑外墙已搭上脚架，正式步入修缮程序。原本租住在故居里的租客也已搬迁，建筑内的杂物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两栋故居租户已搬迁 外墙搭上脚架

邓承修和邓仲元故居年久失修，历经风雨而破败不堪，长期以来故居里的房间多为外地打工者租住。11月22日，记者再次走访邓承修故居“壶园”时，发现故居庭院里有施工的痕迹，地面上堆放着砖头，旁边的房屋和凉亭已搭上脚架。庭院右侧的租户曾小姐一家尚未搬迁，她所租住的房屋尚未搭脚架。

曾小姐说，日前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多次来看过这个故居，说故居马上要开始修缮，对面房屋的租客也搬出去了，但她家并未要求搬迁。去年她刚与房东新签了3年合同，现在还没到期。“故居修缮我们肯定支持，如果我们要搬迁，希望房东出面和我们讲好搬迁善后的事情。”

两处故居修缮工期为180天

当天，记者走访邓仲元故居时，发现故居外墙也搭上了脚架，故居数间外租的房间已空置，房间里也进行过清理。在故居隔壁租住的四川人汤阿姨说，她虽不知邓仲元是个多大的人物，但深知这是文物建筑，所以也很欣喜看到其重新修缮。

惠阳区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说，两处文物确实开始修缮，维修经费各120万元左右。而两处文物的维修方案其实早在2012年已做好，后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工。目前，这两处文物建筑均已正式进入维修日程，建筑外墙搭上了脚架，工人随时将进驻修缮。根据维修方案，两处故居修缮工期为180天。

《邓承修故居维修勘察设计方案》要求，因邓承修故居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方案要求维修时必须遵守《文物保护法》“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和“保护为主、抢救”的方针。在施工中以修补、加固为主，尽可能保留可继续使用的构件，以达到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目的。

《邓仲元故居修缮勘察设计方案》与邓承修故居的维修方案基本相似。邓仲元故居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式客家建筑与西洋建筑完美结合的代表性建筑。维修时也要求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的方针，以及“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根据二者维修方案，维修后的邓承修故居和邓仲元故居，都将作为当地历史文化建筑对外开放。

邓承修故居“壶园”据说是慈禧派人设计

邓承修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先后任浙江道御史、内阁中书、河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正卿等职。邓承修任御史时，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于进谏，痛陈利弊，揭露贪官污吏，因而有“铁笔御史”之称。清光绪十四年，邓承修因病告老还乡。清光绪十五年，在家乡惠阳淡水创办了崇雅书院，邓承修首任主校。

上拔子园14号，就是这位“铁笔御史”故居的“壶园、隅园”中的“壶园”。“壶园”建于清末，坐西向东，整体呈长方形，总面阔42.4米，总进深16.6米，占地面积703.84平方米。

邓承修故居有些像北京的四合院，据说是慈禧太后特派专人为邓承修设计的建筑图纸。虽然像四合院，但壶园也有一些客家人喜欢用来装饰房屋带有吉祥寓意的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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